中国人自我意识的危机43L---《剑桥中国文学史》本月底出版 作者清一色为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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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法国节目,挑了几对中青年男女,把他们空降到一个陌生国度,分文不带,办一件事或完成一段旅程。在中国大陆,这些人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僻塞的乡镇,不花一分钱找吃、住、行都能遇到愿意相助的人,未有一次饿肚子或露宿星空。而在香港,就根本就没人理他们,唯一请他们吃了顿饭的还是位来自大陆的商人。但是-----

在彼此陌路人的现代社会,遵守公共行为规则是让这个无情世界尚能忍受的底线,要做到这一点须克制小小的自私自利,自我意识强的人擅于遮掩,弱的人不加掩饰,因为自我意识与本能自利不是一回事,而是意识到自我与所处环境的关系,也就是说自我意识与属性意识是连在一起的,否则只是本能的自利。

而传统社会是不培养人的自我意识的,它靠束缚个体的欲望抑制本能的自利。自我意识是现代自由观念的产物,有点像给你开一扇窗户,同时门必须反锁。没有自我意识无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或者说那种“自由”不过是低等的自私自利。自我意识是自由的头道菜,没有这份舌尖,自由的筵席是无福消受的。

传统社会不强化自我意识,是因为那玩艺一产生,人的本真就消失了。这种东西必须在西方长期生活才能看清,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是以本真换取的,并不是免费的。已经获取现代人集体优越感的社会,是以鄙夷本真为起点的,时常将本真当作愚昧像泼脏水一样连同里面的婴儿一起扔掉。早在十九世纪末,已经过渡到陌路人社会的西方人,带着他们已被驯化出的集体优越感,来到未经驯化的“东方”,在蔑视一举一动都与他们不同、尤其缺乏自我意识的土著之时,也意识到对方身上的本真自己是完全、永远地失去了。

记得数年前我偶然落到法国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上,因为涉及中国就看下去了。节目叫《北京快车》,就是挑几对法国中青年男女,把他们空降到一个陌生国度,让他们身上分文不带,办一件事或完成一段旅程。节目的目的一是看法国人到什么都不懂(包括语言)的他世界怎么应对困难(没钱更加剧了生存困境),二是看这个陌生国度的人对需要帮助又不能付钱的外国人什么态度(在法国,类似思路的电视节目不少,特别喜欢享受“东方”的大度)。他们在中国大陆跑了不少地方,有现代化的城市也有贫困的乡村,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僻塞的乡镇,他们不花一分钱找吃、住、行都遇到了愿意相助的人,未有一次饿肚子或露宿星空,尽管相遇的中国人很少对陌生人面带微笑(未经私行为与公共行为分离的驯化,而非本质恶劣)。尤其在穷乡僻壤,穷得掉渣的一群人真相信他们身上分文没有(其实他们身上备了以应万一的钱),每人拿出自己身上的所有,凑了一笔钱给他们。而他们不但继续装作没钱,还对这群中国土人不懂得给他人留有私秘空间、围观和跟着他们感到厌烦。这个节目的下一集到了香港,土人的毛病全都没有了,土人的好处也就没有了,没有人围观更没有跟着他们,根本就没人理他们,吃、住、行免费是找不到的,唯一请他们吃了顿饭的还是位来自大陆的商人(我从口音听出来),夜晚他们只能露宿街头。

吃透了西方社会的风度礼节外壳及薄情寡义内核的人,再回头看那个还存有一些本真的“东方”社会,会对那些因缺乏自我意识而随时随地露出小我的人群抱有一份宽容,并且也知道改掉这些毛病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并不是从理想到理想的。几个月前我在国内某机场排队办登机手续,队伍长长的,但窗口多,办得不算慢,排的人秩序井然。这时我看到一个乡下老人大包小件地从队伍边上走过,旁若无人直奔队头。我一把拉住他,告诉他人人都在排队,从边上走到前面是不行的。我从他不好意思的憨笑及马上退后看,他这时才明白排进这个陌生人的队伍是必须遵守的规则。现在经常在公共场合一遇不顺大闹特闹的人,并非这些尚浸在传统社会的所谓土人,而是满脑子“权利”浮藻的城市大小暴发户,属于没有自我意识消化不了自由的残障儿。

我后来在候机厅又碰到一个农人旅行团,像是集体去什么地方玩,他们在相对安静的候机厅里扎堆打牌,就像在自己家里玩一样,毫不掩饰地大声说笑。我上前提醒他们这是公共场所,他们没有不高兴,马上就放低声音了,但过了一会又忘了。我从这些尚未走出传统社会的农人身上并未看到绝对的自私自利及不可救药,而是未经驯化。

我发觉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当事人均凭本能和习惯理解和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懂现代社会在所有连通的外表下自我与外界是隔绝的,因为不懂这层隔绝,也就不明白彼此隔绝的个体靠什么东西维系在一起,这时的“一起”就是公共场合的统一规范。认识到这一点,你再审视西人便会发觉他们在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把握分寸的,连潇洒无羁都由内心导演,无意识的任性要远远少于“东方”人,所有的努力都意在保持隔绝。他们自己社会有这种保险暗锁,再在“禁闭室”里喷洒自由香精装点,却把香精推销给毫无保险暗锁的“东方”,让香一熏便陷入乱世的人们自贱到底。

传统社会的本真除了来自自我意识弱,还缘于人并不需要具备两套行为:私行为与公共行为,那时一个人一生行为都不必在陌生世界中完成,时常生命平方不超出数公里。将私行为与公共行为截然分开,是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的结果,需要一两代以上的市民生活,更需要意识到这一点的上层建筑有意驯化。

读到这里,我们已明白中国文人们艳羡了上百年、并痛恨自己贫而莫有的东西实际是什么,并大致知道了获取的路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西学宝典里的真传,除了为现代自由社会奠基,还有另一面,在早有宗教排他传统的西方,统治集团利用被悉心强化了的自我意识和集体优越感两百年来对他文明实施了致命打击。

集体优越感对内是个好东西对外则未必,长居西方的“东方”人初尝风度礼节外壳后,渐渐地会尝到其苦涩的内核,即集体优越感与对外的狭窄性和攻击性时常成正比,可谓水涨船高。尝透的人甚至会出现逆反心理,觉得与其受这种转着弯的坏,还不如与直接坏的人在一起,不但坏的程度不一样,受创的程度也小。如果说自我意识是现代“个体自由”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在平衡,当它凝缩成集体优越感对外则成了一把利刀,在没有深厚文化传统的西方(因宗教信仰造成历史的断代),经营集体优越感除了用维护公共行为标准这一只脚,还靠制造认同和排斥、确立外部对立面这另一只脚。这种优越感有别于自古先进文明对后进文明的天然优越感,它不是保守型的而是进攻型的,是专门针对对立面设计的一条踩踏的精神轨道,是与征服世界相辅相成的导演世界的一部分。这条轨道随着征服的脚步一直铺进异文明的心脏,在几乎所有没有相应集体优越感自卫的地方引发了逆向种族主义。百多年来中国的“西化精英”均逃不掉这条精神轨道,因为这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门槛,不知不觉中甚至在潜意识里就被引上去了,日本人挤进统治者“俱乐部”先作打手也是这条精神轨道的牵引。

这把利刀将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野蛮的”,一边是“文明的”,如果说工业化的领先与军力的强大还不足以折断一个被打败的文明的精神脊梁,这场史无前例的切割将失败者彻底打翻在地,在每一个文明的身体上都挖了一个几乎永远合不上的大缺口。一百多年来,是中国上层建筑近乎一致地接受华夏文明的道德卑贱,致使这个文明一步步土崩瓦解,而接受的一大部分理由,并不是军事与工业的落后,而是来自这个致命缺口。因为在西方集体优越感的心理攻势下,我们在潜意识里接受了深及根本的自我否定。这是一种没有回归路的自我否定,这条惯性的精神轨道在人们无知无觉中输入了正面和负面思维,在这一思维分水岭的主导下,客观理性自动放弃了自卫,世间罕见的逆向偏见成为习惯性的思维导向,左右着人们对自身及对外界的判断能力,颠倒着人们的视野。
 

关键是人们对这种心理攻势毫不觉察,更不知导演舆论的手是有预谋和有组织的,被放在这个手术台上的“东方”不但遭受军事占领、经济割据而且在无意识中遭受心理裂变。西方统治集团暗中运用“移除集体优越感”(一些传统文化深厚的文明天然具有的)和“营造集体优越感”(制造认同和排斥)分裂他人版图,在世界范围内经营优越感和卑贱感以便导演世界,为征服铺路。而这需时漫长的心理策划多为被征服者所不察。香港公民对大陆人的嫌弃(所谓香港认同),台湾人称自己中国人的心理障碍,看起来是自发的,实为这条精神轨道的捕获。“集团”干这一手老到了,靠心理操纵可以让某地人将卑贱当成尊贵,表面看是嫌弃对立面没有自己已经学到的礼数(标准统一的公共行为),其实是界之意识在作怪。

前不久我看到一部加拿大电视台的旅游纪录片,这类片子在西方一般都有一种程式,我称之“分裂程式”,专用于“敌对国”,只要是他们视为对手的国度,哪怕是游山玩水,也事先套上这个框架。因此这部片子事先就有导向,即必须将香港与大陆分开,一如这套旅游纪录片的上集走访加拿大华人聚集的温哥华,谈到华人美食,挑出一家记者眼里最好的中餐馆,猜猜大厨是何方人士?一个日法混血儿。这个头衔是不能落到纯粹中国人头上的,尤其是大陆人,除非是暗中投靠或公开反华的大陆人。只要弄明白我说的这种“分裂程式”,对他们走到哪儿会怎么做基本上就能看清话语下面的套路。





果然一到香港,记者先邀来一个引路人:英国路透社驻港记者。我们从这一套制造话语的技巧会发现,牢控话语权是从严把解释权开始的,来香港旅游找一个指导,不找香港人,解释香港的权力还得在英国人手里。他们对中国大陆的报道就更是如此了,无论什么领域,哪怕是纯技术领域,比如考古,最终的解释权也不会交给中国专家。我新近在法国电视五台看到一部讲中国古文明的电视纪录片,凭良心说已经非常正面了(只是镜头一回到当代中国老是对准又穷又脏的角落),以前从没看过类似的,想必是为了解答很多法国人对中国“突然发迹”的疑惑,因为在长年欺瞒下,中国可是贫穷落后集大成者,怎么变成有钱主儿了?所以这部片子的宗旨是承认中国古文明还是发达的。但是讲中国商、周、秦,中国专家只对某些具体考古细节有解释权,总体解释权不是交由日本人就转由法国人。

给人最后的印象是你们虽然古文明不同凡响,但你们就像如今的埃及人或已经消失的玛雅人一样,对埃及和玛雅古文明的研究、解释还得靠我们西方人。这种独断中国人一般都看不到,因为很有技巧,然而却是“独”到根上、“霸”到极点的,西方的自由多由这类“独与霸”掌控框架。独断解释权,是西式独裁非常巧妙的掩蔽所,此一保证核心权力的方法有点像以公共行为标准掩藏和保护私行为,民主形式和言论自由则类似公共行为规则,人人尽量遵守,但并不触及核心权力,前者的宽容、开放、分享、透明、相对和理性丝毫不影响后者的狭隘、封闭、独霸、隐匿、绝对和非理性。西人本性的这种极端两重性几乎完整地延伸到其体制内,也是我们与西方交手两百年,始终被蒙在鼓里的,以致看人把只据个体表面的公共行为视为全部,看社会也见外不见里,甚至根本不知里的存在。当然这种里外双层统治模式并不是哪里都能行得通的,须有百姓自觉向强权解释权靠拢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

话说回来,那个被赋予解释权大任的英国记者果然配合默契,马上按“分裂程式”为纪录片定好框架,还把自己的香港女友带来从旁佐证。香港女人一露面见加拿大记者仍称她中国人,颇为不悦地特意强调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她大概不知道这正是西人眼里自我意识薄弱的表现,人家张口闭口香港人是为了对中国下刀子,骨子里不会把你看成中国人之外的人(九七拒给香港人英国护照就是明证)。蓄意营造香港人的集体优越感(相对于中国大陆),可是深藏祸心的,一如同样在做的对台湾人、藏人、蒙人(日本人投资的那部有关成吉思汗的电影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是在谋略之内的,可不是搞什么艺术,而且各个环节,哪怕是跨国的,都是配合好的)集体优越感的经营,西方各类“国际”传媒及文化机构不惜人力物力正做着经久不息的接力。若不采取相应办法阻止这场蓄谋已久、从未停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心理割据战争,败是迟早的事。

为了让自己的卑贱行为具有道德理由,这位香港女人开始比他的英国情人走得还远地数落起大陆的不是,无非是食品“有毒”(特别强调香港的食品健康,好象香港的农副产品不是由大陆供应)、空气“有毒”(好象大陆与香港不是连山带水)、产品造假(忘了香港是一大源头)之类已变成“副歌”的那档子事。

越是深嵌中国人弱点的“精英”(自我意识弱),越是与审视对象(对内对外)拉不开距离,视野才如此狭窄,观点也才如此激越。上述那个自以为已加入西人行列的香港女人,学“自我意识”也只学到踩踏自己人的水平,并未真正学到西人的自我意识,那种自我意识是以个体与群体的纽带为思维轨道的,怎会在外人面前如此贬损自己人?

在这般暗地进攻下,自身强化自我意识与集体优越感就成了与军事自卫同等重要的自卫和自强武器。两个世纪的动荡和乱世(外部强权主导或旁引的外抑内耗),这个国家不但身体被抽空,精神也被吸食殆尽,一流思想家被边缘化,上层建筑变成三、四流模仿者的盛宴,加上资本化本身就是要打掉一个文明的精神龙头,三十年计划生育又造成优质人口锐减,致使智力弱化、精神萎糜。

传统社会靠束缚个人欲望来建构社会群体,在私欲泛滥的现代社会若自我意识未被强化,则会出现社会混乱、物欲横流的现象,让本质无序的资本竞争社会显得更加无序。中国社会就处在这个节骨眼上,传统道德教化土崩瓦解,本来就弱的自我意识不但未被强化还随着沦陷的传统而流失了。没有自我意识自律又道德沦丧的社会最可怕的还不是社会无序,而是上层建筑缺乏自我意识,被自利本能吞没,导致甄选机制倒转,陷入恶性循环,高品质的人被淘汰,体制逐渐被无能鼠辈盘踞,责任、原则、戒律形同虚设,忠诚扫地,奸佞当道。

外部挤压加内部蛀空,文明的解体步伐还将加快,当上层集体无意识进入民间潜意识层面,则无论审美权、道义权追回与否,皆无可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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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济士:西方歌颂马拉拉背后的伪善洗脑2013-07-19 15:55 环球网 50 字号:TT

香港《明报》7月19日文章 原题:西方歌颂马拉拉背后的伪善洗脑 就在勇敢少女马拉拉上周到联合国总部捍卫妇女教育权利后不到一周,巴基斯坦塔利班高层成员拉什德突然高调发表致马拉拉的公开信,声称对她去年遭枪击重伤感到震惊,声言塔利班并不反对包括女孩在内的任何人接受教育,马拉拉之所以成为塔利班枪手攻击目标,是因为她推动反塔利班的抹黑宣传,还呼吁她返回巴基斯坦到任何伊斯兰女子学校,接受伊斯兰和帕什图文化教育。

塔利班公开信文宣反击

正如不少评论指出,拉什德根本没有在信中道歉,不过他声称希望事件从未发生,恐怕也是实情——因为马拉拉中枪不死,反而成了西方政府和舆论大力抨击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最有力文宣武器。拉什德发表公开信,对象根本就不是马拉拉本人,而是试图作出一次以各地穆斯林为对象的文宣战反击。

马拉拉捍卫妇女教育权利的决心,值得举世称许支持;激进分子针对儿童和教育设施的攻击也应当强烈谴责。但西方政客领袖乃至主流舆论在颂扬马拉拉的背后,是否也隐含着政治抽水潜台词?

西方选择重视请缨救世

身在英国的巴基斯坦专栏作家Assed Baig,最近便谈到西方政府和传媒在颂扬马拉拉背后的虚伪。他提到另一名鲜有西方政客及传媒认识的伊拉克少女——死时只有14岁的Abeer Qassim Hamza al-Janabi。2006年,5名驻伊美兵轮奸了她,之后还杀了她和家人,包括年仅6岁的妹妹。然而不像马拉拉,没有任何以她名字命名的国际纪念日,联合国从没有提过她,英国前首相布朗也未有像对马拉拉般誓言要为她做些什么。

西方政客舆论对马拉拉的重视,跟对这些年来入侵伊拉克阿富汗令当地妇孺受害,乃至目前仍持续以无人机在巴基斯坦等地执行轰炸不惜滥杀无辜的态度,确有天渊之别。   这种选择性重视的背后,亦确实有着一套洗脑式的文宣潜台词:为了拯救妇孺,帮助像马拉拉这样的女孩,北约和美军应继续在巴基斯坦等地执行军事行动。   尽管殖民主义时代早已结束,但到现在西方社会仍保留着19 世纪的white man's burden思维(美其名是帮殖民地化外之民迈向现代化文明,实际是假借道德之名去伸张自身利益)。   马拉拉的事迹,正好完美地套入这套思维里——马拉拉对抗极端伊斯兰而被逼害,结果由西方充当白武士拯救,得以延续教化斗争。Assed Baig认为马拉拉的论述已经被西方白人救世主之情意结骑劫,也并非毫无道理。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系列国别文学史之一,该系列以1375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各五十万字,分别由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柯马丁、康达维、田晓菲、宇文所安、艾朗诺、傅君劢、林顺夫、奚如谷(上卷);孙康宜、吕立亭、李惠仪、商伟、伊维德、王德威、奚密(下卷)等等。全书以编年而非文体的结构方式介绍了从上古的口头文学、金石铭文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国文学三千年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文化中关于写作的故事——写作不仅是国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外在于国家的文化媒介。各章因作者各异其趣的学术与表达风格而呈现出不同的叙述面貌。

《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撰写过程中,整个团队在翻译书名和用语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可惜的是,这部分努力无法在中译本里展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简体中文版

博尔赫斯曾虚构了一个名叫彼埃尔·梅纳德的19世纪作家,让他用异国的语言把塞万提斯的名作《堂·吉诃德》重写了一遍。“那是一种有意地制造时代错误和胡乱归属的技巧。”博尔赫斯写道。

一群美国汉学家在一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接力赛”里,践行了博尔赫斯的理念。“博尔赫斯的《堂·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与我们一路同行。”在即将于内地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C am bridge H istoryof C hinese Literature)上卷导言里,主编之一、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写道。

在这部定位为“文学文化史”的文学史新著中,参与写作的十几位美国汉学家都在寻找上述这位“彼埃尔·梅纳德”的蛛丝马迹,并试图让其显形。他行踪诡秘,分饰多角,从公元前两千年晚期的早期铭文一直穿越到2005年的网络文学(“简体中文版”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尤其是印刷术普及前的文学。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撰写“明代前中期文学”一章,“彼埃尔·梅纳德”乔装化作“嘉靖八才子”之一李开先。

与彼埃尔·梅纳德惊心动魄地重新写《堂·吉诃德》一样,这部全明星阵容写就的文学史也充满了激情与气魄、开拓与洞见,更打破许多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因积重太深而难以跳脱的史观。它能让我们重新审视汉字铸就的文明,且让我们从一个个文本开始。

清一色美国学者

宇文所安、柯马丁、王德威、商伟……这群人聚一起,跑一场接力赛。

“彼埃尔·梅纳德法则”适用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吗?

“以往的文学史上只告诉我们《梧桐雨》、《汉宫秋》是元杂剧。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定稿并不在元朝,直到16世纪明朝,李开先才将它们改写成现在的样子。我们应该给李开先记上一大功。”孙康宜告诉记者,中国文学史其实是对过去持续不断地重写(rewriting)。

从《诗经》的阐释到屈原形象的塑造,从苏轼对陶潜诗歌的改写到杜甫的后世生命(afterlife),“彼埃尔·梅纳德”的权力很大。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价值取向保存、组合文本,亦根据自己的观念重塑前人的文本。
而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框架里,则很难找到“彼埃尔·梅纳德”的踪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蒋寅认为,这与中西方看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我们过去研究文学,会把文学作品当作既定的事实来接受,作品就是作家的创造物。”而西方汉学家却更强调文本的概念,一个过去的文本流传至今,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中介过程,“跟作者的关系也变得不再那么确定”。
本月底,由宇文所安和孙康宜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缘起要追溯到十年前。

2003年10月的一天,孙康宜收到一封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文学史》系列总编辑琳达·布瑞(Linda Bree)的邮件,希望她能主持编写一部“单卷的、畅销书样子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此之前,该系列已出版了三本国别文学史,分别是《剑桥俄罗斯文学史》(1989年)、《剑桥意大利文学史》(1996年)以及《剑桥德国文学史》(1997年),均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重写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可能吗?”孙康宜对记者说,收到信后她的心情极为复杂。一方面,从1966年就开始策划的《剑桥中国史》经历半个世纪的编写,已经形成一套多达十余卷的完整系列,却一直没有《剑桥中国文学史》;另一方面,让她兴奋的是,《剑桥文学史》以年代来划分文学史。在她的印象里,不管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还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经典文学史还是以文体为主。在欧美汉学界,同样只有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戏剧史的观念,缺乏全面的文学史思维。“就连美国大学聘请文学教授的方式,都是以文类为主。我虽然研究的领域很宽,但职位的tag(标签)是‘古典诗歌’。”孙康宜是耶鲁大学首任M alcolG .Chace‘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性别研究等。她担心,做汉学一旦习惯于专攻某种文体,会忽视同一时代的其他文体。再者,中国文学史较俄、德、意的体量都要庞大得多,单卷本怕是难以容纳。

孙康宜

未想,出版社方面回复,愿意单独为中国文学史破例,不限于单卷。工程量庞大,孙康宜开始邀约同在美国的汉学家朋友。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在邀请邮件发出的两天内,包括宇文所安、柯马丁、王德威、商伟在内的顶尖学者纷纷欣然应允。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这样一本书。”谈到参加的动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柯马丁(M artin K ern)回忆说,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Colum bia H 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但这部以文类而非年代为基础的文学史是由40到50篇小文章拼凑而成。“文章之间没有关联,也体现不出历史的叙事性。”柯马丁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书评,对“论文合集”式的文学史严辞批评。

有鉴于此,孙康宜希望读者能像看小说一样,从头到尾,由兴趣驱使来阅读《剑桥中国文学史》。她对读者群的界定亦是———普通但有一定知识储备的读者,并希望此书成为西方世界东亚历史和文学课程的本科教科书。

最终,孙康宜召集了17位美国汉学家参与编撰。于是,一家欧洲老牌大学出版社,聚集了“清一色”的美国大学教授撰稿团队。柯马丁解释说,这恰好说明了当今西方汉学的现实格局。尽管他在德国科隆大学取得汉学博士,但目前欧洲几乎没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唯一一个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做古典文学研究的年轻教授还是他在普林斯顿教出的学生。而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欧洲汉学则实力更强。“尤其是德国,在语文学(Philology)方面优势明显。这是因为德国人文主义传统的高潮就是语文学。”

孙康宜说,她也曾考虑过老友顾彬,“但他在写德文的中国文学史,自顾不暇,所以不可能有时间来帮我。”至于瑞典知名汉学家罗多弼,孙康宜考虑到他对写文学史不感兴趣,因此也未邀请。“不是欧洲和美洲的差异问题,而是这群人适不适合聚一起跑一场接力赛。”

打破按朝代分期

柯马丁执意“先秦文本”要写到西汉,王德威重新界定“现代”开端。

既然是接力赛,起承转合节奏的把握、每位作者在何处接棒,便成了首要问题。

王德威

对于文学史写作的分期问题,孙康宜坦言,尽管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都知道,朝代分期法并不能尽述文学史的变化轨迹,但积重难返,绝大多数现行文学史都在沿用这一做法。
也有打破按朝代分期的例子,如目前国内高校广泛采用的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便是依据“三古七段”说(即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在“三古”之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但《剑桥中国文学史》做得更彻底。首邀撰写首章的柯马丁,在第一封回信中就明确向孙康宜表示,“入伙”的前提是他负责的“早期中国文学”必须包括西汉,否则宁愿不写。在他看来,通常说的“先秦文本”实际是在西汉末期的“经典化”过程中形成的,之前甚至还未出现“书”和“作者”的概念。柯马丁亦从考据角度指出,在现行文学史中被当作早期文本传播中断的罪魁祸首———秦始皇“焚书坑儒”,只是“有利于建构儒家学者身份认同”的传统说辞。恰恰相反,所谓“焚书”前后,经典学问的传承并无任何改变。

孙康宜原计划以1400年作为上、下卷的分水岭。因为“《剑桥文学史》系列中已出的俄、德和意大利文学史,大都是从1400年左右开始。而在英国,这一年著名的乔叟去世了,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差不多出现。”但落实到1400年的中国时,她意识到刻意地追求1400年这条系列“起跑线”对历史反倒不忠实,“等于把朱元璋斩腰断掉了。”最终,下卷择定1375年(明朝开国年为1368年)为起始,理由是“这一年朱元璋处决了诗人高启,开启了文禁森严、残酷诛杀的洪武年代,从元朝遗留下来的一代文人基本上被剪除殆尽。”

现当代文学史名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则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开端。他没有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开端,也没用1840年,而是选择了1841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仲夏,学者、诗人龚自珍暴卒于江苏当阳书院。用王德威的话说,“本章无意将‘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后续事件视为一种单向的线性发展,而着力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视为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并将其开端上溯至十九世纪中叶。”

对于上述历史细节的截取和放大,孙康宜认为,这让文学史的叙事更富戏剧性,像极了电影的分镜头。她告诉南都记者,最近哈佛大学已在着手策划一套文学史,参与负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王德威便是用这种方法来设计。孙康宜也受邀写作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文学史分册,“一上来就是‘二二八’事件,国民政府派遣军队屠杀台湾人民的一幕。”

一部有个性的文学史

解构主义的底子、文学文化史的写法、文学史论的论证……

今年,孙康宜在耶鲁教书已走入第32个年头。1982年,当她到达耶鲁时,在耶鲁任教满10年的宇文所安恰好转去了哈佛。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受德里达来美讲学的影响,解构主义取代了新批评的支配地位,而耶鲁则成为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重镇。孙康宜说,包括哈罗德·布鲁姆在内的解构主义“耶鲁四人帮”都曾是宇文所安的老师,所以“宇文所安从上学到读博、教书一条流水线下来,基本是‘耶鲁的产品’。”而当孙康宜从普林斯顿大学的结构主义阵营“投奔”耶鲁后,不知不觉也受到解构主义影响——— 文学不再是“读者”和“作者”的封闭结构。

不同于哈罗德·布鲁姆对经典化(cannonization)包括个别作家的强调,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孙康宜更强调一种倾向(tendency)或者潮流(trend),如更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

2008年,宇文所安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史中有史》这篇文章,重点分析了《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史观问题:一部文学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既强调文本的历史性,又强调历史的文本性。

为了说明“作者和读者是在对写作和阅读来说都不可或缺的假象文学史叙事之中写作和阅读的”这句颇有些拗口的判断,宇文所安做了一则情景假设:如果你发现某首唐诗实际作于明代,或者某首伊丽莎白时代的十四行诗作于上世纪30年代,你会觉得受骗上当。“诗本身没有变化,但是你理解诗的方式却改变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蒋寅看到这篇文章后,颇受启发,并推荐给他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学生阅读。“西方汉学家非常关注文本生成的过程,所谓文本自身的历史。而在国内,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我们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既定的事实来接受。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的创造物,如同鸡生蛋一样。”

蒋寅跟记者解释,在“文学作品”和“文本”两种差异化表述的背后,是中西方学界对历史现象认识立场的不同站位。国内学者看待本国的历史或文学知识,往往根据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根深蒂固的认识。譬如讲到屈原,自然会想到《史记》里的《屈原本传》和贾谊《吊屈原》里的叙述。“根据本国人的修史或写史的方式,我们就会确信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是虚构的。”

而在柯马丁的分析中,屈原则是“为不可忍受的绝望所驱动的诗人原型”。而《离骚》“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假定作者屈原的悲剧性传记。自贾谊《吊屈原》以来,这篇文本就被看作俊杰之士被忽视、被放逐的哀歌。有汉一代,刘安、司马迁、刘向、扬雄、梁竦、班固、王逸等人,全都为这一阐释推波助澜。”

对于“文学文化史”所包含的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孙康宜则强调,因为最初的读者群是英文读者,所以这种做法完全符合西方人的认知。另一方面,她认为,中国受众对不确定性的排斥,与“euhem erization”(神话历史化)有关。“中国人喜欢把‘虚构’的东西提升为‘历史’———例如尧舜禹的‘历史’故事。好像确定性就找到了安全感。所以有些汉学家以为中国文明是‘euhem erization’的最标准例证。”孙康宜也很清楚“文学文化史”的软肋,这种主义强调理论色彩的叙事,失去了文学以欣赏为主的乐趣。

尽管统一在“文学文化史”的大框架下,但《剑桥中国文学史》毕竟是一部叙事性文学史,每位作者的风格差异性较大。在蒋寅看来,康达维负责的“东汉至西晋”和田晓菲负责的“从东晋到初唐”两章就比较符合一般文学史的写法,以提供给读者完整可靠的知识为目的。而柯马丁负责的“早期中国文学”则超出一般常识性知识较多,写法更像文学史论。“文学史严格意义上讲是叙述的,被大家接受的公认的知识,所以是不需要论证的,但是一部有个性的文学史一定需要论证。”

关于早期中国文学分期(口述柯马丁)

在《剑桥中国文学史》里,我们不说“先秦两汉”,两汉当然是传统的概念,但我觉得西汉和东汉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这一章的分期是从商到西汉末期。这种分期是我十多年来的研究心得。

1996年我在科隆大学拿到汉学博士,第二年赴美,开始研究西汉。我发现“文”在早期中国意为“作为文化的书写”,最初指自然界、人类活动各种形式的“纹”。帝国时期之前,“文”不仅用来指“文章”,还广泛用于指称“文化成就”,特别是用来指礼仪举止、仪式表演,包括音乐与物质装饰中的“纹”。只是到了西汉后期,“文”才主要用来指称“书写”。这种转变不仅在于词义的变化:它象征了文化核心从仪式性向文本性表达的整体迁移,它导致了书面文本的文化史的产生,并同时伴随着维系这种书面文本机构的产生,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帝国的官僚体制与文官考试制度。有趣的是,好几个不同领域的汉学研究者用自己的专业和资料,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西汉末年,汉成帝让刘向整理、校勘宫廷藏书,编成皇家图书馆目录《别录》。公元前6年左右,他的儿子刘歆将《别录》删节改做《七略》;公元1世纪末,班固进一步将《七略》删改为《汉书·艺文志》。《别录》绝对不是一种客观、完整的记录,绝对是对文本遗产采取了一种选择性的、规范化的视角。因为根据所有的战国出土文献,大概90%都没有对应的传世本,只有少数作品与《汉书·艺文志》有关。
关于“焚书坑儒”

我专门写了一本《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华帝国表征中的文本与意义》,2000年出版的。那时候我查了所有关于“焚书坑儒”的资料,发现这是东汉的一个说法。司马迁《史记》之前,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这次事件;公元1世纪卫宏《尚书序》(已佚)之前,没有任何文献认为儒生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据目前所知,谴责暴秦和“焚书坑儒”最早出自317年面世的伪造的孔安国本《尚书》。第二,各种早期文献均记载说秦廷任命“博士”研习经典。公元前213年,博士获准垄断经典的研究、教授工作,或许还可编订经典;此外,这些博士还参与制定帝国的礼仪、撰写铭文。激怒秦始皇大开杀戒的,据说是两位“方士”,并没有证据表明有名有姓的儒家学者在秦时遇害。第三,秦与西汉初年的公文写作,频频引用《诗》、《书》。可见这些经典文本在宫廷中随手可得,而且从出土文献对经典的引用情况来看,所谓“焚书”前后,经典学问的传承并没有任何改变。

“早期中国文学”为什么难写

我们所有的文本都是汉代开始有的文本。如果没有西汉末期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刘向、刘歆、杨雄等等,可能我们不会有现在的这些“先秦文本”。比如要写周代的《诗经》,但我们实际关于周代《诗经》的资料并不多,而我们的《诗经》就是《毛诗》,是某一种对《诗经》诠释的文本。如果没有《毛诗》对文字训诂的注解,就很难读懂《国风》。所以写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是:一方面我要写一种连续性的、历史性的,有发展和过程的文学史,这里面是时间的逻辑。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们做不到上述这点,因为对原始形态的了解已经受到后来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直接从早到晚写一条线,这是一种幻想。我们应该明白包括出土文献,像上博、郭店等等,那是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文本,也不是这些文本的原始形态,所以我经常从后面来讲前面,我的这篇文章整个结构也有这个道理,困难也就是在这儿。

附:《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目录
本卷目次
第一章 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 柯马丁
第二章 东汉至西晋(25—317) 康达维
第三章 从东晋到初唐(317-649) 田晓菲
第四章 文化唐朝(650-1020) 宇文所安
第五章 北宋(1020——1126) 艾朗诺
第六章 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 傅君劢 林顺夫
第七章 金末至明初文学:约1230—约1375 奚如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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